1998年岁末之际，笔者采访了文坛的一些批评家和作家，就’98文坛的回顾进行了对话。接受采访的批评家、作家比较接近的观点认为今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，平静是文学从喧嚣走向成熟的表征，长篇创作势头不错，成为新的风向标和温度计，长篇小说的数量可以说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同时，数量中也孕育着质量的变化，有二十多部作品被评论家提名表示关注，其中印象最为深刻，并被两位以上批评家提名的作品计有六部：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贾平凹的《高老庄》、曹文轩的《红瓦》、周大新的《第二十幕》、刘震云的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和徐小斌的《羽蛇》。此外，他们对于散文、诗歌、儿童文学、纪实文学等领域的创作以及文坛的批评现状也都进行了回顾。
今年的文坛回顾，我认为可以用这么两句话概括：长篇创作势头不错，文坛忆往渐成气候。
长篇小说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刘震云的《故乡面和花朵》。此书虽然怪异，但比较有想法，在写实渐趋流行的时代，显得别具一格。他在语言内蕴方面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。周大新出版的《第二十幕》，被人称为“长河小说”，具有史诗规模。它从一个丝织业家族透视二十世纪的中国。贾平凹的《高老庄》，是作者近年来真正找到自我的作品。如果说，周大新的《第二十幕》是以一百年来写一部书，贾平凹是以一部作品来写几天，写夫妇为祭奠父亲过世三年，在家中几天的见闻，用细节、细小的感受，把家庭关系、农村改革、城乡差异都写出来了。没有用力，但如行云流水。还有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，在意蕴上，是近年来少见的作品，它以独到的文化构成独特的视角。阿来具有文化优势，即藏族文化、汉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三种文化构成。他曾对我说，他的叙述语言是汉语，对话语言是藏语的直译。此外，就是池莉的《来来往往》与徐小斌的《羽蛇》需要提及。她们俩风格正好相反：池莉以平民视角写生活化的内容，徐小斌则以思想意蕴文化追求为特质。
今年的另一个文坛现象是回忆往事的作品，像张光年的、李辉的，包括浩然的都值得提及。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，挖掘活的史料的工作很重要。
今年的中短篇没有特别突出的，原先的风向标、温度计主要看刊物、选刊，今年刊物上的作品印象不深，而是转到长篇上来了，虽然也是作家积累下来的，但还是说明我国文坛的风向标和温度计转到了长篇。
曹文轩的《红瓦》很有意思，以前学者散文如余秋雨、金克木、周国平等不少，学者小说还不多见。曹文轩以教授而身兼文学理论与创作，双水分流、双峰并峙，国内势均力敌的还不多，很有些二三十年代的余风。从他的三支笔来看，他的创作已经超过了他的理论。教授小说的现象值得注意，同时也应该祝贺古典主义小说的胜利，恰恰是现在需要古典主义，因为物化的时代更需要回顾，同时，它也合于文学忧郁的本质。
周大新的《第二十幕》，也是属于手法比较传统的，经过对于现代主义的模仿之后，感觉到至少要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古典主义。
新潮的有阎连科的《日光流年》，手法先锋，语言陌生化。使用寓言化手法，使思想的包容量加大，但生活感稀释。
顺便提及的一个现实，就是今年河南豫军突起。刘震云的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创下长篇的最长之一，其心灵探索走得比较远；柳建伟的军事题材长篇《突出重围》，是比较有激情的英雄主义作品，加上刚才谈过的周大新与阎连科，文坛豫军的四员大将各有特色。
其他像贾平凹的《高老庄》等都不错，就不一一提及了。
朱文他们的《断裂》，更多的是想引起注意，大可不必管他们。
今年的文坛的总体现象，这要看是从媒体炒作的角度还是从作品本身。
像“断裂”现象就属于前者。这类事文学史上常见，但宣言之类的东西并没有留下多少实绩，远的不说，近二十年此起彼伏，但除了“寻根文学”有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收获，其它的都销声遁迹了。这也是规律，过段时间就会有人来宣言，真正的断裂应该由作品来宣言，由将来的文学史来宣布，时间是最有权威的裁定者。
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看，我正在看的作品是贾平凹的《高老庄》，这部作品值得重视。对《废都》我执尖锐批判的态度，但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，对作家本人和当下的创作思路都很重要。它解决了一个问题：当代小说的叙述与中国小说传统和文化之间的关系。这主要是在语言的层面上，半文半白，以前是死用法，能看出从明清小说出来的痕迹，现在基本了然无痕了。这与青年作家欧式、西式的语言完全不同。口语与对传统的消化，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结合，这是现代小说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，鲁迅、沈从文比较好，新时期以来汪曾祺比较好，但比较文人化。
此外，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和徐小斌的《羽蛇》值得关注。
近期的小说创作，虽然有着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不相称，但是在数量中还是孕育着质量的变化，出现了一些较高水准的文本，如：严歌苓的《人寰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贾平凹的《高老庄》、罗珠的《大水》、王小鹰的《丹青引》、周懋庸的《长相思》、王安忆的《忧伤的年代》、莫言的《留》、陈世旭的《青藏手记》、尤凤伟的《蛇不会毒死自己》、何顿的《慰问演出》、柳建伟的《北方城郭》、池莉的《小姐你早》、何立伟的《龙岩坡》、南台的《一朝县令》、王立纯的《庆典》、周大新的《第二十幕》等都不错。这些作品的成功有两个共同的特点，一是日常性，一是思考性。已经告别了因果化的、戏剧性的、封闭式的写作，用小说来思考，挖掘日常生活蕴含的诗意，越来越重要，思想资源、精神资源也越来越重要。
总的感觉是，小说越来越难写了，惯有的模式、主题似乎都已写尽，各种技巧、手法似乎也都操练过了，传统的、先锋的也都尝试过了。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，当然也会有表现出新内容的作品，但要真正写出深度，把当下的生活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，还是不容易的。
今年平淡，作家逐渐各就各位。各就各位的意思包括前几年有的作家下海、触电，也包括写作方法更趋于正常。
我今年读的不多，没有权利妄加评论，所以也可以说，没有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作品，倒是非纯文学类的作品读了四本。现在让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读小说已经没有兴趣，而是要寻求更有思想含量的作品。
以前粗制滥造的长篇多些，今年的长篇有了长足的进步，像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曹文轩的《红瓦》、徐小斌的《羽蛇》，中篇像刘恒的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，短篇的像王安忆的都不错。
中国的文学，从梁启超的用小说改良社会，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，再到延安时期和建国之后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，文学始终为意识形态服务，九十年代之后，文学观念走向独立。但也有问题，失去了价值感。当然其中还有一些作家有着人文关怀，如迟子建、刘恒、东西。老作家以张洁为代表。王蒙最大的贡献是为他这一代人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资料。张洁提供的是八十年代的文学资料，王蒙主要是少共情结，以后，随着他的职位的变化以及出国讲学等等的变化，这种情结得到某种消解。从王蒙到张承志，对人文思潮有着知识结构的缺陷。其中韩少功在有意补课。新的一代总的来说，价值感失落，灰色的现实主义流行，与王蒙时代的少共情结不同，这一代宣泄的是个体情结，纯属个人化的东西，如对于异性的恐惧等等。
今年的文坛没有什么特殊的势头，但还是有些现象值得关注。一是对于文艺方面的回忆作品多起来，像韦君宜、张光年、唐达成、刘锡诚都有作品问世。这是十分可喜的，能写能发表就是个进步，可以使搞思想史的、文学史的了解更多的情况。
创作方面的情况，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关于右派、知青方面的小说，出现了右派、知青的下一代写作右派、知青的苗头。像何顿的《眺望人生》，他也不是知青，但写得不错。可以断定，这一代人要比他们的父辈写得好。右派与知青这两代人，是人格残损的两代，他们缺乏一点把自己的灵魂撕开给别人看的勇气，或者只是高唱青春无悔的赞歌，或是流于对于历史的控诉。他们缺乏自我解剖的勇气和修养，也缺乏自我解剖的能力。由下一代人写，这并不违背创作原则，关键在于熟悉和感觉，不一定亲身经历。
记者：周大新的《第二十幕》你怎样评价？有的评论家认为是《白鹿原》之后最好的作品。
开研讨会嘛，大家张嘴就讲。他的叙述框架决定了这部小说的遗憾。以一部小说写作百年历史，必然会顾此失彼。其中第二卷最为糟糕，以很少的篇幅写辛亥革命。当然，从这次出版的总体情况来看，比以前更接近了小说艺术，还是能感受到叙述后的东西，好处在于把中国人命定的东西写出来了，写出了历史的惯性，写出了民族的精神。
记者：刚才你谈到开研讨会，文学批评有为出版社包装之嫌，你怎样评价目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状况？
这正是我想要谈的问题。南京的朱文、韩东他们批评批评家与政治家石榴裙的关系的问题，其实，不仅如此，还有批评家与出版社、与作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。现在形成的研讨会之类的活动，使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关系很熟，不利于批评家对于作家的批评。作家李锐写了《拒绝合唱》，真正的批评家应该都有这种拒绝合唱的态度。批评文章不是写给作家看的，而是写给整个社会的。真正的文学批评，是集体整理文学的问题。批评的问题主要出在批评家自身，真正好的批评文章，报刊发表没有问题，其次，是作家还没有适应真正的文学批评，喜欢听好话。其实，要是想得明白些，就会知道，好话只是当面的、暂时的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的批评，不是该怎么批评还怎么批评吗？
今年可以称之为反思年。大概由于今年是特殊的时期，是改革开放20周年，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，因此，回顾的作品比较多，像吉林人民的老三届作家的回忆录，贾平凹、肖复兴、陆星儿包括我都参加了；罗点点的《点点记忆》，写出了文革前后他们这个阶层的真实；光年的《文坛回春纪事》以个人日记的角度，写出20年的文坛内幕；杨炳章的《从北大到哈佛》，写了北大的文革前后，还有季羡林老的《牛棚杂忆》、韦君宜老的《思痛录》，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参加了进来，这些作品或感愤、或惆怅、或反思，回忆的触觉伸向各种角落，不再是个人的愤世嫉俗，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反思，给后人的就更真实，更有价值。这是一个时代的反思情结。
记者：诗坛情况如何？
我今年开始在《诗刊》兼任主编，也就较为关注诗坛的情况。今年为了搞全国诗歌座谈会张家港诗会，我们事先做了老诗人走访，同时，在以《诗刊》读者为主的范围里搞了读者印象最深的50位诗人的问卷调查。排行榜受到批评，其实任何产品都有这种调查活动，虽然有局限，但也能说明些问题，体现了1600位诗歌爱好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，数据是由工学院的人统计的。诗歌界还有一些值得提及的，像《诗刊》一月号发的孙绍振的《后新潮诗的反思》，引起反响，孙绍振是对文化反思的大力倡导者之一；像食指的签名售书，与文化历史反思一脉相传；像我们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办的《子夜星河》栏目，搞新诗的鉴赏。让诗歌插上翅膀，这是我的一贯主张。当然，想回到当年工体3万人听诗歌朗诵的场面是不现实的，不过，在特殊的时机，诗歌还是有生命力的，今年的抗洪，搞了诗传单，反响不错，可谓是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。缺陷是仍是躺着的，没有插上翅膀。明年50年大庆，诗歌也许会受到垂青。中国是个诗的国度，有了好诗，还是有读者的。张锲的《生命进行曲》，虽然也有人批评，但发行了4万册，从受众的角度来看，无疑是成功的。对于诗歌今后的走向，诗歌界有不同的看法，认为应该走向内心，那是一种遥远的期待，也许会得到后人的赏识，从时下来说，还是要写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诗来。
记者：你本身还是儿童文学作家，儿童文学的情况怎么样？
儿童文学的形势好，出了不少的好作品，包括写作成人题材的作家参与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像王安忆、池莉、毕淑敏、张炜、迟子建、莫言、余华等都参加了明天出版社的《金犀牛》，金波等老作家参加的湖北少儿社的《儿童文学诗丛》，浙江少儿的《中国幽默儿童文学丛书》和《红帆船诗丛》，雷抒雁、金波等加盟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《大幻想丛书》，调动幻想，很有价值，曹文轩的《红瓦》、《草房子》，他的有意识的古典风格的追求，在成人与儿童两个方面都引起反响，董宏猷的《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》，金叶的《都市少年三部曲》，还有秦文君的作品都很受欢迎。
今年文坛引人注目的是传记文学。到了世纪之交的时代，确实需要出版一些货真价实的回顾作品，但要注意防止一轰而起，仓促上马，影响其应有的厚度。今年文坛的总的印象是平稳，像去年有《马桥词典》之类的，当然也有人炒作“代”，我认为，以年龄划分作家层次，不是成熟的方式。
今年是近二十年以来最为平静的一年，以前几乎每年都有论争，什么二王之争、人文讨论、闲适文学，’97年还有《马桥词典》。平静可以说是文学从喧嚣走向成熟的表征。浮躁感得到平息，就不会找事件性的东西来炒作。也有人不满，斥责文坛萎缩，我认为今年的文坛应该加以肯定，八十年代还是整体化的时代，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，资源贫乏；而现在，恰恰是我们呼唤的多元化格局，批评话语多样，把文学作为知识等等。不满的人，其实是不甘心文学的边缘化，有着试图返回中心的欲望，其实，社会以经济为中心是最为正常的发展。
记者：那么，今年的这种变化，是否就可以成为我国文坛走向成熟时期的开端呢？
那还需要再走几年看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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